今天，制造业不仅承担着创造就业的时代大任，而且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出口份额，10万家优秀的制造商已成中国经济的核心根基和龙脉所在。然而，直面着要素资源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上的重新配置以全新的竞争生态，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倚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再造以技术为驱动的价值竞争新范式；再也不能囿于数量增长的加工制造，而必须重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协同效应；再也不能固守制造业的传统边界，而必须延展制造业的全新空间与动感地带。

产业融合是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其典型案例就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也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与其他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知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不到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成功案例就是劳斯莱斯不再卖飞机发动机，卖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相比而言，中国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对中国企业而言，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应将商业模式创新提到应有的认知高度。美国苹果公司富可敌国，市值甚至超过了微软、戴尔、谷歌、惠普、Facebook五家科技巨头的市值总和，其成功既不在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不在于其产品本身，更不在于控制了产业中最核心和利润率最高的环节，而是在于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由于全球竞争已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而“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取得了在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决策层应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政府还应当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必要的政策倾斜是高端产业顺利成长的关键。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实行高关税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国内高端产业抢占庞大的国内市场，钢铁和重型机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迅速崛起，进而替代英国，一跃而为全球重型制造业的魁首。而一些后工业化国家的高端产业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获得海外市场份额，韩国、芬兰等国在打造高端产业时就极力保护其对国内狭小市场的独占。由于中国高端产业不仅在技术上落后，而且国际化过程中还会频频遭遇发达国家的竞争性阻击，更该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高端制造业创造市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特别是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竞争优势，若能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精益化生产，仅国内市场就足以让制造业大展拳脚。